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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马勒（第1页）

“东方的马勒”？

有不少大指挥家大演奏家，往往不会被列入“几大”的名单之中，可是却由衷让我喜欢。比如说起马勒的音乐，我常会想起迪米特里·米特罗波洛斯（DimtriMitropoulos，1896—1960）这位希腊指挥家。与他的“结识”，缘起两个他指挥的马勒第三交响曲的演出实况录音：一个是1956年4月15日他在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指挥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会实况（ARKADIACDHP557。1）；另一个是1960年10月31日他在德国科隆指挥科隆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实况（ARKADIACDHP593。2）。而这后一个录音中的那场音乐会，是他指挥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两天后，1960年11月2日，米特罗波洛斯在意大利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与歌剧院乐队排练马勒第三交响曲时，因突发心脏病而离世。

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或许只能用巧合来解释。米特罗波洛斯出生那年，马勒完成了他的第三交响曲的创作；米特罗波洛斯去世的那年，正值马勒诞辰一百周年；而他，死于马勒第三交响曲的排练中。

1960年那一年，米特罗波洛斯来往奔波于维也纳、科隆、纽约、萨尔茨堡等地，指挥了一场又一场马勒作品的音乐会。根据后来一些唱片公司所出的他指挥马勒作品音乐会实况录音的唱片，似乎可以列出一份不全的演出节目单，以记录他的行程和他指挥的马勒作品：

1月1-3日，纽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第五交响曲；

1月10日，维也纳，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第九交响曲；

1月21-24日，纽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第九交响曲；

6月7-10日，纽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第一交响曲“巨人”；

8月28日，萨尔茨堡，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第八交响曲“千人”；

9月28日，维也纳，指挥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演奏马勒第十交响曲；

10月28日，维也纳，指挥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演奏马勒第九交响曲；

10月31日，科隆，指挥科隆广播交响乐团演奏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和第三交响曲！

上面那行中最后的那个惊叹号是我特意加上的。我相信，所有听过马勒第二交响曲和第三交响曲的爱乐者都可以想象，在一场音乐会上演奏马勒这两部作品，对指挥和乐队全体成员的体力、精神以及情感，都是极大的挑战和考验。

如今，当人们通过唱片来聆听马勒、结识马勒时，或许最先听到的，会是伯恩斯坦指挥的马勒，索尔蒂指挥的马勒，卡拉扬指挥的马勒，库贝利克指挥的马勒，阿巴多指挥的马勒，海廷克指挥的马勒，马泽尔指挥的马勒，小泽征尔指挥的马勒，西诺波利指挥的马勒，腾斯泰特指挥的马勒，布列兹指挥的马勒，等等。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伯恩斯坦所说“马勒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断言。但我相信，伯恩斯坦不是第一个持有上述信念的指挥家。在马勒活着的时候以及他逝世后近五十年里，一直孜孜不倦向世人介绍马勒音乐的指挥家，我们可以列出一个不短的名单：威廉·门格尔伯格（WillemMengelberg，1871—1951）、奥斯卡·弗里德（OscarFried，1871—11941）、布鲁诺·瓦尔特（BrunoWalter，1876—1962）、奥托·克伦佩勒（OttoKlemperer，1885—1973）、赫尔曼·舍尔欣（HermanS，1891—1966）、汉斯·罗斯鲍德（HansRosbaud，1895—1962）、雅沙·霍伦斯坦（Jasstein，1898—1973）、威廉·斯坦博格（WilliianSteinberg，1899—1978）……米特罗波洛斯肯定也名列其中。只是和后来众多的指挥家不同，与富特文格勒和克纳佩茨布什相似，他留下的录制于录音室的唱片少之又少。查找ARKADIA唱片公司的目录，在十几张他指挥马勒交响曲的唱片里，我只找到一张“studi”（录音室录音）——1940年11月4日指挥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演奏马勒第一交响曲。

很多年前，当我读到瓦尔特写的《古斯塔夫·马勒》一书中关于女低音歌唱家凯瑟琳·费丽尔（KathleenFerrier，1912—1953）的一段回忆时，被他的形容深深打动——“此人有点神秘莫测，并且无忧无虑，朴实无华，谈吐直爽。这种神秘色彩贯穿于她的整个演唱之中……”神秘莫测，却简单直爽，这两者难道不是天大的矛盾吗？可这又千真万确地被“统一”在了她的演唱之中。我觉得，神秘，确实是对她演唱《大地之歌》里三段女低音唱段，尤其是最后那段“告别”，最贴切的注脚。让我禁不住会想，这是她在向人世告别？

米特罗波洛斯指挥的马勒第三交响曲，也可以用“神秘而简单”来形容。1960年10月31日那场音乐会，乐队是科隆广播交响乐团，合唱是西德意志广播合唱团以及科隆大教堂男童合唱团，女中音独唱是韦斯特（LucretiaWest）。韦斯特的演唱，是失神而忘我的。这是我在听马勒第二、第三交响曲中的女中音唱段以及《大地之歌》中女低音唱段时最希望感觉到的。而任何女中音或女低音歌手，如果在这些唱段中，情不自禁地展现自己美妙歌喉的演唱，都会让我深感遗憾。第五乐章里独唱的女中音与童声合唱的穿插，抑扬顿挫，速度却又显得十分自由。即使是以极度夸张——快到极致、慢到极致；强烈到极致、轻盈到极致——见长的伯恩斯坦，若是与米特罗波洛斯相比，便立即成了流畅的了。末乐章的第一个音符一出来，一股温暖的感觉袭上心头。“温暖”，是我在聆听这段“爱告诉我”时最希望感觉到的。伴随着温暖扑面而来的，是亲切。一种朴素的亲切感，一种发自内心、自然而至的亲切感。米特罗波洛斯有“线条大师”的美誉，只是在听他指挥马勒第三交响曲第六乐章“爱告诉我”时，“线条”似乎没有能引起我足够的注意。对我来说，感情诉求在我的音乐聆听中，总是占据了主要地位。我知道这种听音乐的方式是很有问题的，但是真的很难改进。在聆听米特罗波洛斯指挥马勒第三交响曲的末乐章时，我常常感觉自己被音乐表达的那种美好的爱引领着。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可能的”爱——亲近，却又飘忽。这种“可能的”爱，简单，神秘，温暖。

曾读过一篇介绍腾斯泰特指挥马勒音乐的文章，称他指挥的马勒很有“德国味”，并进而评论说某某指挥的马勒是“犹太味”的马勒，某某指挥的马勒是“波西米亚味”的马勒，等等。有人评论说，米特罗波洛斯指挥的马勒有“东方味”，我不清楚这个“东方味”指的是什么，私下猜想可能指的是他的希腊人的血缘和东正教徒身份吧。我只是感觉到，他对马勒是深深敬仰并深深热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死于”自己深深热爱的音乐中是很幸福的。

1960年12月号《拉·斯卡拉》（估计是斯卡拉歌剧院的院刊）上刊载了一篇署名埃奇奥·托尼写的短文，是写米特罗波洛斯的，忍不住翻译如下：

迪米特里·米特罗波洛斯

也许你很难找到一种比米特罗波洛斯更为幸福的到达生命彼岸的方式：仅仅一秒钟的瞬间，便超越了生命；只是在一次的呼吸里，便结束了所有。灵魂伴随着管弦乐的轰鸣，战胜了死亡的恐惧，走向极乐，亦走向神秘而神圣的死之寂静。或许这只是他的必然和必须。如果他并不知晓这是命运的驱使，他当然不会去躲避它。只是我无法相信，像米特罗波洛斯那样，在众多的歌剧院和音乐会的听众中赢得极大声望和成功的音乐家，死后的葬礼却是出乎意外的冷清。尽管这也许符合他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