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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应彪之拓荒射日（第4页）

为慎重起见，马应彪决定对该地人流量及行走习惯进行调查统计。他想出了一个“取豆数人”的办法，专门派人站在街道南北两边，计算行人数量，过一个人取出一颗豆，然后进行比较。连续观察一个星期后，结果发现靠路北边行走的人比南边的多，最后他决定将公司地址选定在街北边的陶陶居茶楼所在的地方。

没想到，这个决定拿到公司股东会上讨论时，有不少反对意见：

“那块地位置偏僻，商铺寥寥，生意冷清，连风水先生都说‘财神爷不喜欢’。”

“那里唯一的优势是交通，有直达上海火车北站的电车。但外地旅客行色匆匆，谁能保证他们就一定会进店买东西呢？”

这些反对声音似曾相识，当年香港德辅道新店开业时，也有不少类似的质疑。与那次一样，这一回马应彪还是坚决顶住了压力。

陶陶居茶楼是英商雷士德的地产。雷士德这家伙，一鱼两吃，一边开洋行，搞建筑设计，一边做商业地产生意。知道马应彪看中这块地皮后，这家伙就挖空心思，想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谈判时，他先声夺人，简直是一口价：“茶楼总共占地20亩，每年租金3万两，租期30年，不干拉倒！”这样的苛刻条件，在上海以往很少见到，雷士德本人也等着马应彪就地还钱。没想到马氏一口答应：“没关系，就按您说的办，但有一条您要保证，就是要由您本人亲自负责监督设计，我们要建一座南京路上最高的大楼。”

这让这位自私的英国佬很纳闷。其实，这样的租金，比起周边还是低两成，关键是租期过长，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太大。但做生意哪有不担风险的，而马应彪的理想是将先施打造成百年老店，30年又怎么算长呢？

1917年10月20日，经过3年施工，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终于掀开神秘的面纱。在周围低矮的旧式木楼与狭窄店铺间，装修一新的先施6层大楼着实鹤立鸡群。

大楼的底层专售日用百货，二楼为服装、绸布柜台，三楼出售珠宝首饰、钟表、珍玩等贵重商品，四楼是大件家具、地毯、皮箱等。这些货物都是先施派员工去欧洲等地亲自采办的最新潮的商品，不经洋行代办，货物成本低，款式也新颖。

开业当天，马应彪搭乘上海历史上第一台载人电梯，从先施大楼上缓缓降下。看着蜂拥而入的顾客，他对陪同视察的其他股东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令人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刚开业，有人就兴奋地发现，先施百货不仅能购物，还是上海第一家游乐园。在大楼的顶层，有当时最豪华的屋顶戏院、酒店和高级餐馆，还有各种杂耍：宁波滩簧、绍兴戏、京戏和魔术表演……吃喝玩乐“一站式”，很快便吸引来无数好奇的上海市民，整条街道人山人海，有人甚至流连忘返，数日不归。

到这时，所有的嘲笑与怀疑都烟消云散。许多人终于明白过来，马氏的先施百货，和以往的商铺根本就是两码事，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城市综合体。可以说，上海先施引发了中国商业的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内地民众的消费习惯。

开业第二年，上海先施营业额就达到439万元，马应彪乐呵呵地拿到了相当于投资两倍的回报。

拓展

上海先施的成功，让马应彪跻身国内一流实业家行列，也标志着粤商再次成为上海滩最有影响力的商帮之一，此时，离香山买办巅峰期已过去近30年。

1920年，马应彪在广州见到孙中山，提到北方都在军阀统治下，没有自己的分公司。中山先生派自己的卫士郑卓德出面，为马应彪引见了曾是革命党人的黑龙江督军吴禄贞，于是先施公司的哈尔滨分号就在3个月后顺利地开张了。

在百货业站稳脚后，马应彪开始向其他行业拓展。因为百货业现金流充裕，他首先将目光投向银行。

1922年，马应彪与人联手创办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设于香港中环德辅道中。这家银行的董事长为蔡兴，监督马应彪，正司理王国旋，大家都是南洋卖菜时的哥们儿。该行初期实收资本200万元，分为20万股，每股10元。由于主持人都是殷富巨商，信用甚高，开业后业务发展迅速，获利相当丰厚，每年盈利都在20万以上，分行亦很快开至香港九龙的油麻地、旺角，中国内地的广州、汉口、上海、天津以及国外的新加坡等地。当时，该行地位虽未能比得上东亚银行、广东银行，但日见重要，被称为“华资经营之银行中后起之健者”。

马应彪还可以算是中国保险业的先锋，早在20世纪初，马应彪的先施公司就开设了保险置业、人寿保险等业务，这在全国也算得上是先行了一步。如今，漫步香港的石岐孙文西文化旅游步行街，还能寻找到当年先施公司保险置业、人寿保险、银行信托石岐分局的原址。

在这种多元化扩张中，马应彪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开办先施百货过程中，他发现：“近日我国人之心理，皆喜用洋货，大有舍己芸人之势。于是外人遂得乘间以投我国人之所好，而我国利权从此外溢矣。”为此，他曾先后在自己公司名下筹建了棉纱、制鞋、饼干、汽水、皮革、五金、机器、玻璃、木、化妆品等十大工厂，试图在这些方面打破殖民者的垄断。可惜的是，由于列强经济压迫及许多因素的影响，十大工厂都先后倒闭，好在都没有动摇他的产业根本。这些痛苦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没有彻底的民族革命，民族资本就始终不可能有大的发展。1929年，先施公司资产达到1000万元，为创立时的400倍；先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外商争衡，有效保险额超过2000万元；新加坡、日本、美国都有马应彪金山庄的分庄。

先施带头，许多人就跟进了，先施到广州，广州百货业兴隆；先施到上海，上海就出现了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四大公司”（上海先施公司、上海永安公司、上海新新公司、上海大新公司），它们都是由香山帮侨商开创的现代商业。而马应彪并不反感同业竞争，看到这么多侨资被吸引到国内，马应彪非常开心。

射日

“赚钱容易，花钱难！”老马的这句话，那年头，很多人都知道。作为商人，马应彪当然喜欢赚钱，但他时刻牢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30岁时，马应彪即腰缠万贯，而且年龄越大，财富越多。但他本人却很低调，没有一点“大班”的架子，也很少在公司安插族人；相反，在生活中能处处体谅他人。

“衣着朴素，饮食简单，就连街上的乞丐，也从来没有在他面前乞讨过。”一位乡亲说。“马先生虽是大股东，但先施公司系统内中层以上的干部，马家的人却为数很少。”一位追随了马应彪20多年的老部下证实。

广东有一个习俗，凡是春节，长辈都给晚辈及亲朋好友的子女们封红包，但马家的孩子从来不收。马应彪教育子女：“我们家孩子多，来派利是的，就要封上10多个红包，这样很难为人家。还有，我们家如今名声在外，来贺岁的人多，东家派、西家派，数额就不少了，如果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就不好了。小孩子不能收人家的利是，更不能问人家要，不能贪心。”

一生赚钱，所为何事？马应彪的回答是“济世救人”。

作为基督教徒，他多次自掏腰包，捐赠善款，接济穷人。1906年、1915年和1923年，这3年广东发生重大洪涝灾害，马应彪每次都亲自率救援船只开赴灾区，救人赈灾。靠3块大洋读了3年私塾的马应彪，发迹后不惜巨资，捐助教育。

马应彪年幼失学，所以很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悉心钻研，创造了一套汉语识字的最佳方案——五千字课，并亲自雇员书写九宫字格，给上夜校的员工临摹。为了让员工学得更好、更快，马应彪还专门编印了“同音字韵”的课本。先施百货公司的夜校也鼓励乡人与同胞免费就读，他对文盲失学的成年人教育，比起后来的扫盲运动，早了好几十年。

当时，岭南大学是南方最高学府。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与马应彪既是战友又是朋友，因此，马应彪对岭南大学的支持甚力。他曾捐款兴建“马应彪招待所”，和9位好友一同捐款兴建“十友堂”，还投资创建该校的农林科学院。据不完全统计，马应彪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先后捐建了近20所中小学校。

1937年8月，日军轰炸上海。这一炸，不仅炸毁了先施的繁华建筑，也炸伤了马应彪的第九子马少聪，更摧残了先施百货的“花样年华”。从此，先施百货在中国内地开始走下坡路。

1943年，香港沦陷，广州的先施公司落入敌手，香港的公司也被迫关门。天天看着日本的膏药旗，马老板非常气闷。少年壮志不言愁，临到老了，竟然沦为亡国奴，这让青年时就追随孙中山救国的老马情何以堪。

国难当头，老马常常与孙辈念叨后羿射日的故事。他时常回忆起当年革命党人反清抗清的**岁月，那真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他多么期盼中国再出现一位弯弓射日的大英雄，将狗日的日本鬼子统统射死，将日本的膏药旗统统射落大海。可惜的是，这位好强的老人，没能看到抗战胜利到来的那一天。

1943年，马应彪路过寸金桥海关，见中国旗帜，搭茅屋居住。

1944年，风吹塌茅屋，老人于香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