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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之巨擘善舞（第4页）

在这样的长期训练下，北洋官兵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廷。

进驻天津后，袁世凯的军事实力猛增，自然遭到清朝贵族的忌恨，不少人建议寻机解除袁氏兵权。为保住帅位，袁世凯极力讨好慈禧太后，大肆贿赂庆亲王奕劻、太监李莲英及其他官员。据说，袁世凯每年送给奕劻的银子就达40万两。

上述这些巨额的花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袁世凯委托周学熙筹集的，其中不少依靠北洋集团的企业提供。因此，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能纵横自如，有周学熙很大一份功劳。袁世凯也确实把周当做自己最贴心的亲信，随着袁世凯官运亨通，周也跟着步步高升。

1912年6月，周学熙刚办理完开滦合并事宜便被袁“责令入都，面商国是，敦迫就道。更以明令任财政总长，辞不获已，8月到京就职，兼充税务处督办”。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在袁世凯的强拉硬派下，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

当时民国政府穷困到极点，据说孙中山就职时国库里仅剩10块大洋。到袁世凯接手时，财政早已赤字。财政无钱，袁任内的内阁几乎都是短命鬼。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财政困难是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时，由于百业凋零、国库空虚、外债累累，国家经济已陷入绝境。

被袁世凯“抓伕”的周学熙，虽然是硬着头皮上任，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一上任他就像一架机器一样迅速地运转起来。不到10天时间，他就向国会提交了《财政政见书》。

在两任财政总长任上，周学熙作出了不少开创性的贡献。为使国库充裕，周学熙大胆地进行了多项改革。

就第一任来说，周学熙最大的贡献是实行分税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在各省建立国税厅。他首先指出当时税制紊乱的三个原因：一是穷者纳税繁重，二是富者不纳税，三是地方截留税收。他采取了集主要税源统归中央的办法：把大部分财权收归国家，建立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区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为落实中央与地方依标准分权收税的规定，他在各省设国税厅，分属财政部，以综理国家税收。随着中央权威的增长，民国二年国库收入增多了。

周学熙解决财政问题的很多办法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为各届民国政府所采用。例如他曾带领财政部的部员们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编制出全国预算分表47册，在此基础上造出民国二年的年度出入总预算。自此以后，民国财政部开始了每年的预算表册的编制。

在第二任上，他毅然开中国烟草专卖之先河，实行官督商销，开辟新税源。

1915年6月1日，北洋政府颁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特设全国烟酒公卖总局。囿于列强的抵制和当时背景，烟草公卖将卷烟排除在外，其范围仅包括土产烟叶和烟丝。

当然，周学熙任财政总长期间，最受全国注目也最令他感到棘手的便是所谓的“善后大借款”。

大借款始于唐绍仪组阁时期，唐由于与袁世凯在向外国银团借款上存在分歧，于1912年6月辞职出走。在这紧要关头，袁世凯急召周学熙进京接手，足见其对周的极大信任。

周学熙出任财长后，不得不重新与美、英、法、德、日、俄六国银团继续交涉。经过艰辛的谈判，1912年12月，周学熙与六国银团将借款条件谈妥，并定于1913年2月29日签字。不料巴尔干战争突起，欧洲银根吃紧，银团要求在5厘利息之外增加半厘。

周学熙考虑款巨期长，增加半厘所亏非浅，决定暂不签字。恰在此时，宋教仁被刺，国民党指责袁世凯为幕后凶手，开始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自知战事不免，而打仗就是烧钱，因此，袁大总统敦促周学熙尽快与外国银团妥协。

就这样，磨蹭了近一年的“善后大借款”谈判很快敲定。当年的4月26日，周学熙与当时的总理赵秉钧、外交部部长陆征祥一起，在宪兵的保护下，秘密在北京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同英、法、德、俄、日5国银团签订了一项2500万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

那天，正是宋案证据宣布的日子。几乎与此同时，周学熙受命给黄兴发了一份电报，电曰：“黄先生为首创民国之元勋，一言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行咎自责，唯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

这封电报的霸道是不言而喻的，其无异于北洋政府对南方革命党人的宣战书，自此，南北战争的导火索点燃。

1915年3月第二次就任财政总长后，因周学熙反对帝制，周、袁两人关系开始疏远。

一开始，袁世凯希望以私人感情打动周学熙。他说：“缉之，我已经老了，我的先代没有活过59岁的，我已57岁，看来离大限也不远了。我一直想摆脱艰巨的责任，归隐于洹上，安度晚年。可是又没有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人民把国家重担交给我，我不敢因私废公而推卸责任。现在举国上下，到处都有人推戴我做皇帝，我实在是无此打算，我给你说句心里话，皇帝，我是不要做的。”

停了一下，见周学熙猛地抬起头，眼里放出希望之光，袁又连忙说：“不过，民意不可违呀，我也是十分为难。可大家不听我的，非要我做皇帝，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周学熙的目光又渐渐黯淡下来。

在这种情形下，周学熙度日如年，他请求辞去财政总长的职务。袁世凯不许可，他就请长期病假，袁不得已，只好批准他到北海养疴。

从商

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期间，周学熙发现，由于欧美国家忙于一战，一向大量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导致它们的价格飞涨，纱厂的利润倍增。

见经营纱厂有利可图，周学熙即授意他的亲信——山东盐运使杨味云等具呈袁世凯拟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设厂，纱锭共10万枚，资本总额1000万元，官股4成，商股6成。

呈文要求官方股息8厘，由政府保息5年，并请求在直、鲁、豫三省专办30年，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请求免除一切捐税，制成纱布只完出厂税一道，通行各省概不重征，并发交财政部酌拟保息免税办法。这套做法与启新洋灰、滦州煤矿初创时的思路几乎全无二致。

华新五厂中先建津厂。在商股招募中，周学熙利用职权先从财政部拨款80万元订购纺纱设备，并让周学辉（周的胞弟）为该公司督办。

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周学熙也辞去财政总长职务。眼见时局不稳，天津纱厂商股股东们对办厂开始抱观望态度。

不久，农商部一个叫陶湘的官员，突然向当时的内阁总理段祺瑞上书：弹劾华新公司督办周学辉，说他办事不力，所招商股资金迟迟不能到位，以致纱厂长期不能开工，造成官方出资无法收回。因此，他建议裁撤周学辉的督办之职，改由财政部接手，全部官办。

这一突然袭击让华新公司的商股股东们大慌手脚，他们急忙连夜开会，集体向返津居住的周学熙讨主意。周学熙久经宦海，当然知道陶湘这个无名小卒不过是受人指使，背后的主谋另有其人。这个人，就是时任财政总长的曹汝霖。

曹汝霖这个海归财务总长虽有卖国之嫌，但对战争期间纱厂获利的前景却也看得非常清楚。于是，他就想以商股股款未交齐为由，借题发挥，摘走华新纱厂这个马上就要获大利的“肥桃”。

为堵住曹的嘴，商股股东主动“请裁督办，举周缉之主政，同人各勉力凑办股款支撑局面”，并派王筱汀、言仲远到北京见总理段祺瑞进行疏通。周学熙也及时请总统徐世昌出面说情，“劝当局以同是北洋中人，不可自相倾轧”。

经过疏通，财政部收回成命，商股创办人趁机紧急筹款。周学熙兄弟各认股20万元，王筱汀认股3万元，并由王筱汀将恒丰公司存款40万元挪借过来拨充资金，将来由股东认还，这样一阵忙乎后总算匆匆忙忙将天津厂的股款募齐。

自1919年1月正式生产后，华新天津厂即获得高额利润，当年获利高达140万元（该厂资本200万元）。从1919年到1922年年底4年间共获利413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由于纱厂利润甚高，因而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了3个纱厂。

同一时间，这种成功在张謇、荣氏兄弟那里也在上演。之前，外国资本困于一战而无法东顾，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段。因此，他们的成功，与其说得力于人和，不如说是受益于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