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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金融业的光环和困境（第2页）

除了平安和招商等少数突围者，在个体零售业务中渐近佳境；大多数银行仍旧依照政策的安排，将一笔笔贷款输送到那些需要被扶持的产业中，也似乎是遵从监管的部署，不断在“产能过剩性”产业，有“风吹草动”的企业中抽贷、限贷和断贷。

这可谓是银行将要跨越的第三重门，关乎进步和未来。

从1993年下半年的金融秩序整顿到1999年的不良资产剥离，再到2001年入世后的国际竞争；从2004年的公司化改制到2009年以后的金融创新，再到2011年“去杠杆”和“加科技”的双重压力：中国银行业，从诞生至今，一路跌跌撞撞，也光环加身，但改革的脚步也从未停下。如今，政策强监管和科技扑面而来，在创新和逐利的裹挟中，银行业进入了下半场。此后十来年，这个侧影更加清晰。

“宝宝”军团欣欣然起来

每一种新兴力量的崛起，都少不了与传统力量的对抗和竞争，而“宝宝们”和银行的恩怨是从合作开始的。

在淘宝问世之初，为了解决交易中的信用问题，阿里推出了担保交易模式，即买家在下单之后，先将钱打到淘宝网在银行的对公账户上，淘宝网收到付款信息后，通知卖家发货，买家收到货物并确认收货时，淘宝网再将钱打给卖家，就是支付宝的雏形。

在当时，匹配买卖双方信息，跟踪双方交易进程需要工作人员用笔进行记录，而任何一方给出的信息出现问题，交易便会被迫终止。国家金融层面也尚未形成规模性的支付系统，跨行转账涉及各种复杂的信息证明，这非常容易导致用户因为体验不佳，放弃使用支付宝。

好在此时大银行们正在寻求电子银行业务的施展场景，工商银行杭州分行西湖支行认为与电商网站合作，或许是种全新的尝试。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工商银行率先帮助淘宝网提供网上支付的接口，提高交易效率。随后，支付宝又以网关支付的形式相继接入国内十几家重要银行网银。用户购物时，可以直接用网上银行向支付宝账户转账，完成付款，支付宝在使用范围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用户结算时要先选择银行卡的种类，再跳转去发卡银行的网银界面，但各家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有的要输入卡号和密码，有的要插入U盾，还有的要动态口令，使用并不流畅。当时支付宝做过统计，每多跳转一个页面，客户支付流失率就增加5%。那个时期淘宝为了迅速扩大用户规模，投入大量广告费招揽用户，但是很多客户在进入购物流程后，因支付失败而流失，这在淘宝看来是无法忍受的。

这是2010年支付宝的样子。在这一年的年会上，马云怒斥支付宝烂到极点，原本准备愉快玩耍的年会变成了反思大会。年会后，当时支付宝CEO彭蕾带领着支付宝8级以上员工召开了为期四天的骆驼大会，白天交流业务，晚上喝酒吃饭。在支付宝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个重大转折都是由一些闭门的务虚会开启的。三年之后的莫干山会议，余额宝、芝麻信用、网商银行等重大产品，一一确立。

骆驼大会后，支付宝与银行达成“代扣”协议，用户只需要将支付宝和银行卡进行绑定，便能开通代扣付款流程。快捷支付面市。这种做法在最初遭到了银行的反对。在对风控要求极高的银行眼中，只通过用户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对持卡人身份进行确认，这样的做法风险太高。谈判的结果是，支付宝承担支付过程发生的风险，并向银行提供存款或预付手续费。银行可以提前锁定部分收益，同时控制资损率。

双方达成交易。

便捷的支付，让支付宝获得了爆发式发展。借助商业的力量，支付宝建立起了用户、支付宝、银行三者之间的信任机制，为中国的移动支付奠定了基础。

支付宝快速发展起来，然而极少有用户愿意往支付宝账户里充钱，具有庞大用户的支付宝没有账户价值。

波动小，收益稳定的货币基金成了解决方案。在基金界排名第九十多位的天弘基金看中了互联网渠道。余额宝诞生。

这次合作，将基金最低投资门槛的100元，降低至1元；突破传统基金的申购赎回规则，做到实时消费支付。对传统基金的颠覆和给用户带来的便利，几天时间，余额宝的用户就突破了百万。天弘基金也一举进入基金行业的头部。同为弱势的双方，抱团改写了货币基金的运行方式，成为一段佳话。

更受命运垂青的是，2013年6月，余额宝推出之际，中国货币市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钱荒”，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急剧飙升。余额宝通过大量投资于协议存款的方式，使得年化收益率一度达到了6%以上。

余额宝的高收益唤醒了民间对于理财的定义，不少人将银行的资金转入余额宝，这很快在中国各大互联网公司引发“共鸣”。此时央行已经发出了40张支付牌照，汇添富、华夏、海富通等基金公司开始寻求和这些具有互联网色彩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推动了一批“宝宝们”的诞生。微信的理财通、百度的百赚百发相继入局，京东小金库、苏宁零钱宝、网易收益保、新浪微财富等产品紧随其后，亦欲借互联网金融的风暴上前分一杯羹。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不断被拉高，一度达到年化8%。

这显然触碰了传统银行的商业利益。于是，银行系统联手下调了快捷支付的限额，扼住了第三方支付的咽喉。

银行与“宝宝们”的恩怨和纷争达到高点。马云私下逐一拜会了几大行的董事长，支付宝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才逐渐得到修复。

除了对支付、理财领域的变革外，阿里还推出了芝麻信用分，建立起了一套消费征信体系。这在未来的共享经济“免押金”服务中得到很强的应用。以大数据和征信体系为基础，阿里也不能“免俗”地进入了消费金融和小额贷款领域，推出花呗和借呗，赚得盆满钵满。以上就是逐渐丰满起来的蚂蚁金服，也是互联网金融的典型代表。2019年，蚂蚁金服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以每秒12万笔的处理速度，超越全球支付巨头VISA。

不断异化的P2P

在另一个极端上，金融创新也确实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被“玩坏”了，比如不断异化的P2P。在不久的将来，规模巨大的P2P暴雷事件，牵扯了亿万家庭。

P2P，即PeertPlatform，出借人和借款人一一对应。这是互联网在广泛应用过程中，民间借贷的线上版，也因此被称为网贷平台。平台发挥信息中介作用，居间撮合，早期因为信用问题，并不被看好，但先创者还是熬过了艰难的萌芽期。到2011年时，已经有10家平台相继成立，中国第一家P2P平台拍拍贷为人所熟知，宜信、红岭创投也位列其中。大洋彼岸的美国，全球知名的P2P平台LendingClub也已经成立。有了先吃螃蟹的示范效应，再加上“宝宝们”的发展带动了人们对于网络理财的重视程度，在互联网金融的风口中，P2P被树立为典型，很快数千家P2P平台成立。仅在2011年至2012年这两年中，就有2000多家平台上线，平均每天成立3到4家。此后几年增长速度依旧凶猛。银行、风投、国资、民营等各类资本纷纷入场，P2P成了新金融里的头号角色。

P2P平台密集出现，竞争很快白热化。又恰逢互联网思维吹遍神州大地，优化产品体验，不断提高收益率成为P2P的制胜法宝。P2P们的胆子大了起来，优化的内容由表及里，甚至有些魔性。

比如将万元大标拆分成百元小标，降低投资门槛；将两年期借款拆分成八个三月期借款，让短期投资也能享受高利率；引入债权转让机制（产品活期化），提高产品的流动性。又如垫资给借款人放贷，再把贷款转让给出借人，降低借款人的等待时间。有的平台甚至先发几个假标把资金占上，再去寻找借款人或者可以投资的项目，这就是在随后整顿大幕中重点打击的“超级借款人”和“资金池”模式，这些与非法集资、无牌放贷在本质上别无两样。

这显然违背了政策的监管许可。

2016年，以e租宝为首的P2P公司出现了一系列跑路事件，引起了监管层的警觉。很快，政府密集出台了系列网贷平台的管理文件，开启了对P2P的强监管。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限期内强制备案。而这重要的前提是对P2P的界定。文件中再三强调，“网贷平台，就是金融信息中介，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吸纳存款资金，不得非法集资”。

那些高息允诺，甚至将业务优化过度的网贷平台，自然不能大大方方去备案。一部分平台无奈地选择了转型消费金融、汽车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领域。那将更会是一场场脱胎换骨的硬仗。投资者们、出借者们也闻风而动，抽资、挤兑、跑路、暴雷、围攻，在这个曾经高光的行业频繁上演。

2006年，我国出现第一家P2P公司，历经十来年草莽生长，进入合规管理阶段，P2P经历了从萌芽到衰落的典型产业周期，其中不免惨痛的教训和代价。

恶性竞争中，P2P承诺的收益越来越高。在**面前，很多人都忘记了“事出异象必有妖”的常识，还是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了P2P的怀抱，当起了出借人，甚至拿出了全部身家。终有一天，泡沫被刺破，人们对P2P的围攻和呼天抢地已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