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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血色档案 徐长嬴主动背叛的可能（第2页）

但半个多世纪过去，日内瓦的第一档案馆的容纳空间已经极为紧缺，所以在上世纪末，IGO体系的档案部门做了调整，机密等级不高的核心文件会被转移至位于苏黎世的第二档案馆，以及位于巴黎的第三档案馆。

徐意远在2004年7月死于塞尔维亚，这一年的塞尔维亚并不和平，同年3月在科索沃地区就再度爆发了继1999年科索沃危机之后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三百多栋房屋被毁，数千人再度无家可归，甚至在当地执行制止冲突任务的联合国警察部队都有六十多人的伤亡。

徐意远作为欧洲某国际新闻社的战地记者，名义上是与自己的新闻小组一起深入流血冲突的第一线，获取真实可信的影像和文字记录，但在同年6月，彼时尚且年轻的劳拉和安柏所组成的亚洲01小组却接收到了解救这一新闻小组的任务。

具体的起因还要回溯到5月底的一天，IGO总部和AGB欧洲分局同时收到了一份传真文件，正是来自这个三人新闻小组。

那是一份揭发VIDA和阿卡莱两大世界医药巨头在战区与非洲地区对当地难民非法实施药物实验的文件，涉案药物正是自90年代末开始在国际上泛滥的止痛药DoloraX，这一文件也在次年美国药监局FDA和FBI对VIDA集团的违法调查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在当时，无论是VIDA还是阿卡莱医药集团都不是AGB能够轻易得罪的经济巨头，而且非法药物实验在国际上本就是灰色产业，正在集中全部力量调查LEBEN组织的AGB也就暂时将这一份文件搁置了。

但是谁知在一个星期后，AGB欧洲却突然收到了徐意远所在的国际新闻社的求助，他们声称自己的三个员工在塞尔维亚的战乱区失踪了，极有可能是被地区武装分子绑架了，其中的beta记者在最后的传讯中提到他手中还有一份正要发出的情报，有关恐怖组织对难民儿童的集体迫害行为。

当时AGB安全理事会将这一案件划为B级，判定这是一起常见的针对西方记者的报复性质的绑架案件，由于欧洲分局人手不足，所以调遣了亚洲分局的01小组和联合国的警察部队一起开展营救行动。

当然，营救行动很快就失败了。

劳拉和安柏去晚了一步，他们刚确定绑架记者们的是地区的哪一支武装分子后，这一部队就已经转移了阵地。

三天后，他们在当地的一条湍急的深水河里发现了新闻社的越野车，虽然并未发现尸体，但在当天中午，塞尔维亚的电台里传来了武装分子宣读近一个月屠杀名单的声音，徐意远等三人赫然在其中，暴徒们还报出了新闻小组所属的新闻社名称，和溺亡的时间。

恐怖分子公开宣扬自己暴行成果的可笑行为其实十分常见，而且大约不到3年后，全球的恐怖组织就都陆续使用推特、油管这样的网络平台取代传统电台了——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正因此，这个B级案件就这样草率的结束了，26岁的劳拉还为曾此愤恨和不甘心了好一阵子，但很快针对跨国极端邪教LEBEN组织的清洗行动开始了，忙碌无比的她和安柏也将这一案件暂时抛诸脑后。

这样想来，那个新闻社应该还在联合国等国际力量下又搜寻了一阵子，最终无可奈何才确定了徐意远溺亡的事实，又在同年10月将这一消息传递回国内，年幼的徐长嬴也就在那时得知了父亲的死讯。

然而，事件远没有结束，同样是2004年的10月，IGO理事会宣布“LEBEN”这一极端宗教组织在国际联合公安力量的打击下，已经彻底解体覆灭。

随即AGB各大分局开始了工作量不亚于打击LEBEN时的善后工作，与LEBEN有关的小型恐怖组织，地方黑|帮和企业家，都被分配给了不同的行动小组进行排查和归纳档案。

2005年2月，正在中国澳门盯梢一个和LEBEN有黑钱来往的豪赌客的劳拉突然收到了来自欧洲的消息，那个消息很奇怪，欧洲分局的09小组突然通知她在去年6月结案的一个任务出现重大失误，营救对象实际的死亡时间晚于结案时间。

彼时的安柏被调去美国旧金山执行了某个大型任务，劳拉联系不上他，于是她独自一人飞去了阿尔巴尼亚，欧洲09小组在那里正在处理一个被联合国维和部队打击的民间武装分子，也正是在处理这些暴徒留下的罪证时，他们发现了本该溺亡在塞尔维亚河水中三个国际记者——准确说，是在一堆秘密处决的录像带中发现的他们。

根据录像中的信息，徐意远三人在2004年6月被这群暴徒从科索沃地区带走，在阿尔巴尼亚边境接受了大约不到一星期的拷问，就被按照他们的传统，斩首处决了。

劳拉从越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欧洲09小组正在民间武装分子所盘踞的村落中的一个院子里挖出一堆装着尸体的麻袋，见女性alpha专员赶来，09小组组长老麦克放下铁锹，他的身边站着的是同样灰头土脸的年轻专员，老麦克指着堆在院子西南角的几个麻袋，直接道：“在那儿。”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尸体还算完整，就是不确定头和身体是不是对应的，不过不用担心，下午联合国野战医院的人就赶来了，他们会在当地做DNA检测。”

劳拉穿着深色大衣站在泥泞的院子里，怔怔地盯着那几个裹着泥的麻袋，灰色的眼睛里散发出了迷茫和惊异的色彩，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喃喃道：“为什么。”

与彼时27岁的劳拉不同，53岁的老麦克已经当了30年的AGB专员，他只一眼就了然年轻人此刻复杂的情绪，他顶着濛濛细雨缓缓走上前。

“不要多想，你们的行动没有程序问题，这支民间武装与你们在塞尔维亚遇到的那个恐怖组织都接受了来自LEBEN的资金和军火资助，背后的运作你们不清楚是正常的。”

说罢，09小组的一个年轻专员就从廊下走出，将一个塑封文件袋交给劳拉，那是从武装分子的刑讯室的柜子里搜到的有关这三人的证件等遗物。

劳拉打开文件袋，从那一堆沾满灰尘和血迹的证件、新闻证件和打火机等物件里看到了一张照片，她轻轻将其从里面抽了出来，发现那是一个华人家庭的照片。

很简单的一家三口，看上去是某个景点前的观光照，年轻漂亮的妻子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站在她左侧的男人应该正是那个华人记者，他也淡淡笑着，怀里抱着一个看上去不到十岁的小孩。

那男孩长得很像母亲，单只手搂着父亲的脖子，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看向镜头，尽管照片很旧了，但劳拉还是生出了一种正在隔着时空与他对视的错觉。

欧洲09小组与劳拉对接了一下，建议她保留“溺亡”这个案件结果，不用再特意告知家属了。

不过在最后，老麦克又提到这个华人记者的情况有些特殊，他在遇害之前其实已经将最后一份文件发回了新闻社，只是与其深交的一个资深编辑在没有见到他尸体之前一直将其保留着，甚至连AGB和IGO都没有告知。

“那份文件现在在谁的手中？是有关什么的？”劳拉道。

“IGO的行政专员去伦敦新闻社对接了，说是与LEBEN有些关系，只是时至今日已经没什么价值了，不过这个华人记者的档案还是要单独收录。”

老麦克叼着烟，与劳拉握了握手，“这次是真正结案了。”

劳拉离开阿尔巴尼亚后，只是重新写了一份补充材料交给了欧洲分局，这件B级任务就又再度消失在她的生活之中。

明明因为自己和安柏的疏忽和能力不足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失误，后来却没有收到任何处罚的通知，甚至她也没有再听说老麦克他们是如何处理记者们的尸体与遗物的。

直到那张不知为何映在她脑海里的照片在2007年的东京与现实发生了碰撞，劳拉误打误撞地遇到了那个照片里的优性alpha少年，她才会再度记起那深埋在南欧潮湿泥土里的华人记者。

她与安柏从未对徐长嬴提过徐意远的真正死因，他们只是认为那是一个可敬、悲壮又没有任何疑点的殉职父亲，已经过去的往事不必再去困扰还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