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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二百二十三章（第2页）

只有当几万万中国农民从北部、中部、南部各省起来，如暴风骤雨一般的追求解放，那么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不倒他们。当他们在解放的道路上奔跑时，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被他们葬入坟墓。而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我们究竟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革命呢？还是站在他们身后指手画脚的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我以为，对于本党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坐在会议室内被青年党员批评的张绍曾感到了愤怒，在李润石说完之后，他就怒气冲冲的反驳道：“你们这是再宣扬冒险主义。在东北的时候，吴川主席就说过：革命需要破坏旧秩序，但更要建立一个新秩序。

现在我们在陕西控制的地区并不大，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先完成陕西的基础建设，军阀的问题可以逐步处理，但是不加限制的煽动农民起事，只会让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混乱起来，到时候我们还怎么搞建设？那些乡绅也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

这场陕西省党支部的扩大会议原本是讨论关于赈灾事务收尾的，关于当前各地的农民运动只是顺带的议题，但是如今却变成了一些年轻党员对于陕西省党支部所执行的革命路线偏差问题的声讨了。

张绍曾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些年轻党员的批评，如果不是因为赈灾指挥部的存在，这些年轻党员甚至不能在省党支部会议上发言，而且魏野畴、杨钟健等本省党员也难以绕过各级组织直接对省党支部的工作提出质疑，因为程序上不合法。

但是李润石、伍豪等人却并不属于陕西省党支部的人，甚至连西北局都管不到。他们是隶属于中央党部管理的年青干部，这一次不过是借调给赈灾指挥部使用，因此张绍曾甚至不能以组织手段压制对方的发言，因为李润石、伍豪等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字，直接发给中央党部。

而想要用理论压倒这些年轻人，张绍曾显然是无能为力的，虽然他身边也有不少党内的秀才，但是对于经过中央党央校培训的李润石、伍豪等人来说，他们的理论基础显然要比这些秀才们深厚一些的。特别是那个李润石，在理论之外还富有深厚的调查经验，张绍曾在陕西待了这么久，有些事情居然还不如对方知道的清楚。

在省党支部会议上辩论失败的张绍曾等人很快就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基层的党组织在了解了这场辩论之后，纷纷站在了李润石、伍豪等年轻人的这边，只有那些城市里的党员偏向于他们这边。

这个基层党组织可不仅仅是指乡村内的党组织，还包括工程建设部队内的党组织，而工程建设部队又和军队关系密切。因此张绍曾很快就发觉，他自己反而还处于劣势了，因为现在支持他更多的，反而是党外的知名绅士，基层党员反而看不惯他们这些老是待在城市里的高级干部了。

张绍曾立刻察觉到了不妙，要是陕西省党员中的大部分不支持他的话，那么他在党内选举中央委员时可就要麻烦了，那些党外的绅士可没权力投票给自己。

于是张绍曾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在西北局的会议上他表态道：“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同样也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励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了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的主张……”

而同时他也感受到了这些中央党部直属的年青干部的威胁性，他们不仅在舆论上支持各地的农民运动，还建立了农民夜校和农会，以帮助农民理解革命道理并组织起来，这些行动虽然扩大了共和党在陕西的活动范围，但也让基层党组织开始脱离省党支部的管理。

张绍曾只能打电报给在北京的吴川诉苦，并在电报中请求把李润石调走，他向吴川如此说道：“……其他人还有一些大局观念，知道应当争取开明绅士和我们一起搞建设。

但是这位仁兄却是唯恐天下不乱，说什么：农民在乡下造反，绅士们都说糟得很，我却说好得很。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几十年，所要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里就做到了云云。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农民运动之后的一地鸡毛，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也许是打倒了，但是地方上也已经空白一片，几乎没人管了。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建设？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农民参加革命，农民参加革命我是支持的。但是这样打成一片空白，真的是中央的路线吗？如果是的话，我当然服从中央的命令。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应当让这位仁兄回去学习学习中央的路线了……”

耿谨文、王葆真也看过了张绍曾的来电，王葆真对于土地改革并不那么的关心，他更关注于共和党执政后的外交路线，因此对于张绍曾的抱怨不置可否。

倒是耿谨文为李润石说了几句，“现在这个局势，保证国内的稳定还是应该放在前面的。不管是政权交接，还是将要推动的五年计划，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局势。

当然，李润石同志的想法也不是错误，如果真的能够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民革命运动，那么对于我们快速的掌握全国统治权力是有利的。只是农民革命运动实在太不可控了，一旦爆发起来，也许就会让我们直接和帝国主义对上，我觉得还是先建设和教育，完成一五计划之后，再考虑解放农民的问题。”

吴川沉吟了半天之后，终于还是摇头说道：“农民革命也许能够完成中国革命，但是建不成社会主义。当然，没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民革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就不能被摧毁。

我们需要李润石这样关注农民革命的同志，他们在党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要让这些同志的力量再强壮一些，再去发动农民革命才更有把握。我看，就接张绍曾的意见，把李润石调动回来吧。正好，我们和美国人谈成了政府部门考察的计划。就以这个名义调动，顺便把安徽的张国焘也叫上来，让他们两人作为第一批考察团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