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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二百一十章（第1页）

3月的合肥郊外正是桃花盛开，油菜花黄的时候，从蚌埠赶来的张国焘等几人却无暇关注这些美景，他们正在合肥东郊的军营中正对着一群安徽军人进行讲话。

得到了王亚樵送来的情报后，张国焘就联合了在蚌埠的北大同学去说服了陈独秀。在地方士绅操纵的社会舆论的攻击下，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没有了刚回安徽时的那种意气风发，虽然有着想要改变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对地方士绅抱有的进步期待，使得他陷入了当前的困境。

虽然陈独秀是中国少数几位独立的接触社会主义并抱有同情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是陈独秀从日本转述而来的社会主义的认识，使得他更加倾向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列宁主义则抱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哪怕在回国后加入了共和党，陈独秀也依然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上，他认同共产主义只会出现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论断。因此，陈独秀也是吴川主要的理论支持者，毕竟吴川现在遵循的就是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当然双方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吴川虽然认为应当按照资本主义再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但是吴川主张的是建立无产阶级控制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继续前进到社会主义阶段，而陈独秀则认为应当对资本主义不做限制，无产阶级应当先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然后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拿回来。

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是因为他认为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阶层中的比例太少，因此无力领导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法国巴黎公社的运动，也证明了工人阶级在初期并没有能力完成革。反过来，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表明，进步的乡绅是能够转变为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的，因为他们能够转化为资产阶级。

因此，陈独秀主张，中国应当先完成一场类似于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应当是那些各地投资实业的进步乡绅，也可被称之为中国的资产阶级。然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论断，那个时候才是工人阶级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

此次他被任命为安徽革命委员会主席时，陈独秀就想要证明自己的二次革命理论是正确的，而不是被某人批评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为国内自发出现的社会主义理论者，陈独秀在知识青年中的声望还是相当高的，而这些知识分子虽然倾向于社会主义，也承认吴川是国内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但是对于吴川尊列宁为革命导师却是不以为然的。

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界为了寻找挽救国家和民族的道路，不管什么主义都会拿来试一试，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理论派系的开创者，俄国过激主义只是欧洲社会主义中一条不起眼的支流，而列宁的理论甚至还没有完全的成为俄国过激主义的唯一旗帜。

在吴川打着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在东北开创了一片试验田后，中国的知识界就希望引入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树立起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旗帜，而不是依附于一个不能得到欧洲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同的俄国人所创造的革命理论，这显然会削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立性。

而在某个方面来说，中国的知识知界虽然承认吴川在中国革命中所做出的贡献，但并不希望吴川成为中国革命理论的解释者。毕竟吴川不是孙中山，孙中山虽然享有三民主义的解释权，但是孙一个人可撑不起三民主义的实践，而吴川这边几乎把革命实践都完成了，如果不能把革命理论的解释权抢过来，大家以后岂不是真的不用说话了么。

按照传统的社会伦理，皇帝掌握法统，那么读书人就应当掌握道统，这样才能对皇权进行牵制。大清皇帝不要脸的把法统和道统的解释权都拿到了手里，结果就是万马齐喑的时代来临了。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陈独秀的支持可谓是不遗余力，在东北的高速发展下，其他理论已经无法动摇共和党的统治了，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显学，知识分子们对于陈独秀的支持，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的支持。

所以此次陈独秀回安徽老家时，并不以为这是一个会令自己陷入困境的任务，在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下，他觉得安徽地方士绅应当会有所转变，他们应当欣喜的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才对。毕竟在他看来，共和党统一全国之势已经不可抵挡，因此这些士绅早一天投向共和党，才能在新时代占据一个新的起点。

但是很显然，中国的乡绅们要比英国的乡绅顽固保守的多，不动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什么都好说，想要动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哪怕是螳臂当车，他们也是要试一试的。

推动安徽的资产阶级主动革命试验到此宣告结束，陈独秀也非常的恼火，但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原局对安徽的土地改革及社会变革提出了批评之余，党中央政治局也正式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让陈独秀继续回北京教书，然后调辽宁革命委员会主席张榕南下，把南方局从上海迁移到安徽，然后重新整理南方各省的各项事务。

在此种情况下，陈独秀接受了张国焘等学生的意见，在离开之前至少要先洗刷六安暴动和自己的关系。六安事件只能是土匪攻城，而不是什么农民对于土地改革不满的暴动，否则不仅他在安徽的革命理论实践失败，就连他们提出的理论都要被视为一种完全错误的革命理论了。

革命实践失败了还可以卷土重来，要是革命理论被论证是错误的，那么就连卷土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陈独秀现在并不代表自己，在他身后还有着许多同志的支持呢，他总不能让身后的这些同志也跟着他一起背上这口黑锅吧。共和党可不是组织涣散的国民党，偏离了党的路线的同志是很难再回到党的政治中心去的。

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张国焘就完成了王亚樵的拜托，虽然政治保卫局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没有得到地方革命委员会的同意，他们就不能自行做出决定，至于夏阳是挂着党的中央委员的头衔，他是可以用党的中央委员的名义行使政治保卫局的权力的，但也要对中央委员会进行预先的报告。

不过张国焘并不满足于此，王亚樵能做的也就是澄清六安事件并不是什么农民暴动，再抓捕几个和土匪勾结的安徽官员而已，陈独秀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在安徽依旧毫无成绩可言，在张榕南下和陈独秀交接之前，他需要做出一点不一样的成绩，以表明他们这些人并没有被安徽的土豪劣绅所愚弄。

因此，在王亚樵控制了驻扎合肥郊外的一支安徽本地军队后，张国焘就立刻从蚌埠赶了过来，他要利用这支安徽本地的军队发起一次真正的革命肃反行动。当前安徽的军政权力，理论上都归安徽革命委员会，因此他以革命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赶来，自然是可以对于这支安徽本地武装进行调动的。

在军营里，张国焘对着台下的上千陌生士兵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胆怯的意思，不仅仅在于这些士兵被解除了武装，看起来一个个垂头丧气的，也在于他从小就经历过不少暴动的场面，胆子自然也就大了许多。

1906年江西洪江会暴动，他还只是个小学生，为了逃离县城和两名同学结伴走去了乡里，差点就被暴动的会党试了刀。1911年辛亥革命，他也经历过，并主动联合族内的年轻人剪去了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