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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明皇不作苞桑计（第6页）

薛嗣昌对皇帝可是颇为了解的。小皇帝十分的聪颖，表面上看也颇为宽仁，但实际上，内心却是对臣子极为的猜忌的。一条流言当然定不了吕惠卿的罪，然而，却足够让吕惠卿准备致仕回家养老了。

看来陈元凤对于吕惠卿的“复出”颇为忌惮，竟然不惜用出这等手段。虽说整个过程他都没有留下半点把柄，似乎完全是置身事外，但到底还是冒了一些风险的。如果薛嗣昌翻脸，将事情的原委详细密报皇帝，就算没有真凭实据，他的前程也会受到影响。不过薛嗣昌自然不会这么干，他与吕惠卿又不是什么亲如父子的关系，和陈元凤也素无仇怨，没必要为了他们搭上自己——如果向皇帝禀报的话，他在河间府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会被皇帝知道。身为皇帝的耳目之臣，却到处和勋贵权臣们往来，甚至涉嫌进行政治交易，这可不是什么会让皇帝听了感到高兴的事。

所以，举报陈元凤的事，薛嗣昌是肯定不会考虑的。最多他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他现在需要认真考虑的是陈元凤的条件——毫无疑问，刚才发生的事，就是陈元凤开出的条件——只要他将刚才听到的“流言”转达到皇帝耳中，陈元凤就一定会全力支持火铳局的设想，否则的话，就和之前的章惇、蔡京一样，陈元凤也会变成这件事的反对者，因为他比章、蔡二人更不想吕惠卿有任何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石越不支持，章惇、蔡京也反对，如果陈元凤也反对的话，那就意味着在河北的朝廷重臣几乎都反对火铳局，那他也就可以彻底死心了。

薛嗣昌不知道陈元凤是否知道，自己有调查安平劳军事件的秘密使命，陈元凤很可能只知道他是天子的耳目之臣，所以才只是设计了这样一条“流言”，否则的话，薛嗣昌都怀疑他会找到一些“证据”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狠辣角色，薛嗣昌打心眼里不愿意得罪。所以他现在更加清楚，如果他没有接受陈元凤的条件，陈元凤一定会比任何人都更加激烈的反对火铳局，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更加不害怕自己举报他。一但双方有了怨仇之后，没有证据的攻击，皇帝根本不会相信。就比如陷害吕惠卿，如果是陈元凤将流言禀报皇帝，皇帝多半不会相信，反而会怀疑陈元凤。但如果换成薛嗣昌，皇帝就不会怀疑，因为薛嗣昌与吕惠卿不但没有宿怨，而且多多少少还有些渊源。

问题在于，拒绝陈元凤极可能会让火铳局彻底胎死腹中，但答应他的条件，火铳局又能有多大的希望呢？

这才是让薛嗣昌一直犹豫不决的关键。

他坐在春园社的包房内，久久沉吟，外面的戏棚里，戏已演完散场又重新开演，旧的观众走了，新的观众又进来，薛嗣昌还是拿不定主意。幸好春园社的主人知道这包房是宣判陈元凤的，也没人敢来打扰——在河间府，陈元凤如今也已是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

直到突然之间，他脑子里灵光一闪，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石越姑且不论，章惇、蔡京是为什么会反对火铳局？如果能扫清吕惠卿这个障碍，将他彻底踢出局，那么，不但陈元凤会支持自己，章惇与蔡京也不会再阻扰，甚至，因为火铳局能够坚定皇帝北伐的信心，说不定二人的态度，也会发生微妙的改变也说不定。薛嗣昌可是知道，在北伐的问题上，这两人和石越的态度，是有分歧的。

石越的态度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他还记得章惇的分析，在未来，石越也很可能出局。就算他没有出局，他的精力也会被消耗在北伐的事情上，未必有多少心力来纠缠火铳局的事。所以，如果真的能踢开吕惠卿这个障碍的话，火铳局很可能又柳暗花明。

越是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薛嗣昌就越是意识到，吕惠卿的确是实现他理想的最大麻烦。不止是他现在接触的章惇、蔡京、陈元凤会因为吕惠卿而反对火铳局，在汴京的朝廷中，还有一大批旧党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坚决反对火铳局。

这个障碍必须清除。

薛嗣昌开始在心里构思起奏章来。他是绝对忠君爱国的，所以，薛嗣昌不会对皇帝说假话，只不过，真正的忠臣知道将哪些真话告诉皇帝，而哪些真话则不能说。陈元凤设计了这个“流言”，这部分没必要多说，而他则的的确确听到了这则流言。身为皇帝派出来的耳目之臣，将一切听到的“传闻”向皇帝如实禀报，本来也是他应尽的责任。

人的命运可能是世上最难以预测与计划的事情。就算是打心眼里喜欢按部就班的人，他们往往早熟而聪颖，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计划了行之有效并且风险极低的人生道路，满以为从此以后，自己的人生就清晰而可以预测了。但是，到最后，他们都会发现，命运几乎一定会和他们开起玩笑，就在某个完全预想不到的地方，他的计划被打乱，甚至连原本坚定的意愿也发生动摇，未来又重新变得不可捉摸。

刚刚在安平之役中再度立下大功、荣升昭武校尉的新任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刘仲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小就规划好的人生道路，一心一意向着统兵大将的人生目标前进，却在终于成为昭武校尉，有资格独领一军之时，莫名其妙的步了种建中的后尘，进入了职方司系统。

但这说起来也没什么奇怪的，刘仲武也只是个普通人，普通人谁又能抵挡有朝一日可能成为兵部郎中或者枢密都承旨的诱惑呢？如果运气好，甚至还机会问鼎兵部侍郎甚至枢密副使的宝座。而如果是统兵大将的话，将来能够出任一路提督使副，都需要极大机缘。

然而，刘仲武更加想不到的是，他上任接手的第一个案子，竟然就是调查安平劳军事件！

现在他终于知道他的前任是怎么样丢官的了，军中出了这么大的事，身为职方司员外郎竟然事前毫不知情，皇帝对他不客气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为了顾及石越的面子与情绪，其余四位主要责任人——兵部侍郎、卫尉寺卿、少卿、兵部职方司郎中，皇帝都强忍着没有处罚，如果连职方司员外郎都不吃点苦头，皇帝心里也太憋屈了。而与他前任一同倒霉的，还有卫尉寺的两位寺丞，都是叫御史寻了些别的过错，然后罢的罢，贬的贬，这辈子回汴京的希望都很渺茫了。

而虽然兵部与卫尉寺的四位主官逃过一劫，但如果不将功折罪的话，皇帝肯定会秋后算账，所以，理所当然，安平劳军案就成了兵部职方司与卫尉寺的头号大案。而且，皇帝还安排了庞天寿这位亲信内侍督办此案，更让人不敢敷衍了事。

这也是云阳侯司马梦求要极力招揽他刘仲武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精明能干，还因为他在军中的人脉。在调查一些敏感案件时，这种人脉往往能发挥大作用。

但新官上任的刘仲武却并不想冒冒然介入此案。他可是刚刚离开禁军，深知此案的敏感性，也知道石越在军中的威望，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轩然大波，而他一个区区六品官，会被轻而易举的碾成粉末。这是连皇帝都要慎之又慎的案子，只能秘密调查，秘密结案。而且，与枢密院职方馆那种专事对外的情报机构不同，诸如卫尉寺与职方司这种专门对内的调查机构，人事要更加复杂，其中不但有不少班直侍卫出身的官吏存在，甚至还有一些精干内侍在其中担任职务，这些人表面上可能是他的手下，但是他如果落下什么把柄，转眼之间，皇帝那边就可能知道了。而另一方面，刘仲武也知道，现今兵部职方司的顶头上司，兵部侍郎云阳侯司马梦求，众所周知，是石越的门客出身，那职方司内部，一定也存在着亲近石越的力量。所以，他不能不小心从事。

刚刚成为职方司员外郎的刘仲武还不知道，在卫尉寺与职方司中安插大量的班直侍卫与少量内侍，根本就是石越与司马梦求的主意。尤其是职方司，更是在司马梦求接手之后，才真正有大批的班直侍卫加入进来，经过培训，成为骨干力量。这样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石越并无取而代之的野心，所以他也明白，如果这两个机构不能让皇帝绝对信任，那它们的存在就不会有意义，因为皇帝绝对会在这两个机构外，另设新的机构取代它们的职能，然后将它们架空。在这一点上，石越与司马梦求可以说甚为成功，因为即便猜忌之心甚重的小皇帝赵煦，对卫尉寺与职方司也十分信任。

而司马梦求对于此案也是真心实意的想要查明真相，并无半点故意掣肘之意，所以他不但任命了素以精明强干闻名又是班直侍卫出身的师怀秀出任河北房知事负责调查此案，又抽调了最精干的干办官、亲从官给师怀秀调配，还招募刘仲武出任员外郎，为的就是要彻底的查明真相，洗脱石越的嫌疑。因为以司马梦求对石越的了解，他根本不相信石越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他相信如果不是偶然的话，就一定是有人想陷害石越。司马梦求甚至在赵煦单独召见之时，用性命担保石越不知情，并且向皇帝许诺，如果查明此案是石越暗中指使，他愿意亲自出手刺杀石越，然后自杀谢罪。

在朝廷大臣中，似司马梦求这样，身上有着任侠气质的人是极为罕见的，最终，司马梦求用他的“汉人之风”[257]赢得了赵煦的信任。这并不奇怪，有些人的人格，即便是连敌人也会信任他，赵煦再怎么说，也只是个少年，而且，他其实有着极似其父亲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幼时的经历，让他更加不容易相信别人。

但也只是不容易相信别人而已，并不是绝对不会信任任何人。对石越，甚至包括韩忠彦、李清臣，赵煦是永远都难以完全信任的，但是，如果换成桑充国、田烈武，甚至是程颐，这位被一些臣下心里视为外宽内忌的少年皇帝的心中，其实还是颇为信任的。

这些，刘仲武是不可能知道的。

他小心谨慎的想要拖延一些时间，好让自己能有时间更加清楚的判断形势，但却怎么也想不到，师怀秀与他属下那些职方司菁英有着令人惊讶的效率与运气。

他们不仅抓住了韦烈，还在庞天寿的配合下，顺利的撬开了韦烈的嘴巴，让案件离水落石出又前进了一大步，根据韦烈的交待，他的确是安平劳军时最早喊出万岁的人之一，而且他还招认，据他所知，一共有五名低级武官参预了此事，其中有两人已经战死，他们五人大多债务缠身，每人都收了一名身份不明的人超过四百贯交钞的巨款，才铤而走险，在安平劳军之时，率先大喊万岁。

虽然韦烈坚决不肯承认他有谋反之心，只是为了四百贯交钞的巨款才冒险犯案，但是他的证词可不是很支持这一点，因为他也同时招认，他与另一名已死的案犯曾经商议过，两人都觉得石越在西军之中威望极高，只要有人大喊，必然万人响应，所以才敢冒此奇险。

这显然也不是对石越多有利的供状，刘仲武很清楚，这份供状一旦公布，石越就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就算是最终证明石越并无任何反意，但这供状公布之后，朝野也一定会有强大的力量要求皇帝“安全”石越，即使为了保全君臣之义，为了石越好，也该让石越从此远离禁军，甚至石越可能会被迫主动辞相。因为到时候，压力不但会来自石越的政敌，还会来自石越的盟友，许多真心关心石越的人，也会认为那样才是真正对石越好。

到时候，即使是那些为石越鸣不平的人，也很难攻击石越的政敌，因为到时候只要还有点智商的政敌，都会打着为石越好的名义赶他下台。可以想见，来自石越一派的怒气，肯定会撒向拿出这份供状的调查机构。那时就算是云阳侯恐怕也得黯然辞官，更不用说他这个小小的职方司员外郎。不管他有没有错，皇帝都可能拿他开刀，做为一个姿态安抚一下石越。

而且，刘仲武敢肯定，皇帝不会动忠于他的师怀秀，也不会动鱼元任，因为他们的官职太低微，用来安抚石越一派都不够份量，理想的泄气筒，毫无疑问就是诸如卫尉寺卿、兵部侍郎、职方司郎中、员外郎这样的官员。

这让刘仲武心里十分的苦涩，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感觉。他只恨世间无后悔药可买，否则，他绝对不会接受司马梦求的邀请。现在稍稍能让他安慰的是，整个案件都是在绝密的状态下进行调查，从庞天寿表现出的态度来看，皇帝可能不会大张旗鼓的公布此案。在骁胜军这么久，刘仲武对朝廷的一些权力斗争还是颇有些了解了，所谓使功不如使过，现在皇帝手里算是终于有了能制衡石越的杀手锏，说不定君臣之间的关系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也不一定。而且就算皇帝只是想收回石越的权力，他只需要将这供状给石越一个人看过，石越多半也会识趣的主动辞相，这样就不会牵连到他们了。

这其实也是放心使用石越这种臣子的不二妙法，做臣子的得有一个能被皇帝随时可以拿捏的大把柄，任何时候皇帝不想用你了，都可以将这把柄翻出来再炒一次冷饭，石越还得老老实实自己滚蛋。所谓“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八字真言中，最关键的奥妙是能挥之即去。石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皇帝难以简单的挥之即去，而有了这份供状之后，一切就改变了。刘仲武当年在骁胜军听一个勋贵之后吹牛时，就曾经听说过类似的故事，那就是太宗皇帝与开国宰相赵普，最后君臣之间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当朝中有大事，太宗皇帝需要赵普的时候，就可以随时召他回来做宰相，借赵普的威望解决朝中的难题，用完之后，就可以随便找个罪名，把赵普贬出朝廷。而且，最妙的是，至今都没几个人知道，赵普究竟有了什么把柄落到了太宗皇帝手中，但每个人都相信，赵普一定有什么把柄让太宗皇帝拿住了。

可惜的是，刘仲武也知道，这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石越和赵普的情况不同，而现今的绍圣天子，也多半比不上太宗皇帝，皇帝“使过”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太宗和赵普一样，只有当事人心里知道，但这种方法，需要皇帝对面权臣有足够的自信；而另一种，就是干脆直接将那把柄公布于天下，这其实是更常见的方式，这样做的坏处是将来想要对石越“召之即来”时会麻烦一点，因为石越的政敌会利用这一点进行阻挠，而且就算石越再度入朝，威望也会大受打击，因为他的政敌知道他可能随时会再被罢相，对他也不会那么惧怕，这些都会极大的损害将来皇帝使用石越的效果。所以，刘仲武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认定皇帝就必然会秘密处理此案。

而且，这个案子的复杂之处是，以目前所得到的口供来看，石越现在的“过”虽然算得上是一个把柄，却也十分特殊，臣子竟然成为动荡的根源与隐患，这当然是臣子的错，也是臣子之罪，然而，若认真说起来，难道石越就不无辜么？他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因此，单凭韦烈的供状，就算石越被迫罢相，他在朝野的支持者也是断然难以服气的。

想到这些，刘仲武便有一种恍若正被人架在烈火上炙烤的焦虑感。

想象未来会遇到的种种麻烦，他甚至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想不到任何办法可以破开这个困局。他现在能想到的唯一的对策，就是尽可能的去查明真相。

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即便韦烈的供状可信，那位花巨款买通韦烈等人喊万岁的幕后主使，也依然身份不明。韦烈把一切推到已经死去的同谋方索儿和袁坚身上，称他根本不认识那幕后主使，只知道方索儿与袁坚唤那人为“郭先生”，其人面白无须，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自称郓州人氏，但说的却是一口道地的汴京官话，方索儿与袁坚并没有介绍那人的来历，他也不曾多问，只是拿钱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