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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莫笑青袍学士老（第4页）

唐康说陈元凤想训练火铳兵是为了讨好许将，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当唐康和王厚为了北伐方略大打官司的时候，陈元凤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为掌握的军队实力不足，即使朝廷已经宣布北伐，但他却依然没有多少话语权，因此甚至还要被迫支持章惇。

他想要突破现在的困境，就必须抓住每个机会。

而章惇最终决定支持王厚的北伐战略，则给了他难得的一点时间。

王厚下令唐康的幽蓟经略招讨左使司所部各军向定州集结，而其余诸司，除了河东禁军外，全部向雄州、保州一带集结。于是，宋军各部开始缓慢的向河北沿边诸城集结——这并非是有人在故意懈怠，而是受到后勤补给的拖累。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军队向沿边诸城集结容易，但数以十万计的人马过去后，吃穿住行，都必须有一定的保障。因此不可能乱哄哄的一涌而上，而是必须由宣抚使司进行统一的规划。哪些军队先行到达，哪些军队要等粮草到达后才能前往，这些都是很考验宣抚使司谟臣的能力的。

章惇、王厚的能力毋庸置疑，他们麾下也不缺能人。只是，他们也需要受制于客观条件。在李清臣的倡导下，河北各州县都贴出榜文，召募受战争影响的难民充当民夫，前往雄、保、定一带修葺城寨军营、运送粮草。然而，现实总是很骨感的，不管李清臣用心如何良苦，召募足够多的难民并且将之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一件很耗时间的事情。而且，去给前线军队充当民夫，也绝不是人们所愿意做的事情，大部分普通百姓希望的是趁着开春赶紧回乡耕种……总之，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现实问题，让召募民夫的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但更麻烦的还是运送粮草，没有运河的支持后，粮草的运输就成了大麻烦，尽管为了减少运粮路程，章惇与王厚决定军粮全部送到雄州屯集，将雄州建设成北伐的后勤补给基地，但从河间府到雄州这段看似很短的陆路运输，就已经让幽蓟宣抚使司上下十分狼狈了。

不过，凡事皆有利弊。

趁着为北伐做战争准备的时间，章惇率先扩张自己的势力。其实，和唐康他们所想的不同，在章惇看来，田烈武掌握的军队，和他本人直接掌握的军队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上表请求重建拱圣军，并将之做为自己的宣抚左使司直属的军队。这是十分合理的请求，理所当然得到了皇帝和朝廷的批准。于是，章惇以兵部尚书的身份下令，召募功臣、烈士子弟，重组拱圣军，而原本要去武骑军做军副都指挥使的刘延庆，竟又幸运的成了拱圣军的权军副都指挥使，并负责拱圣军的重建事宜。至于军都指挥使，则是由皇帝亲自指定曹太后的侄子曹诱出任，他没有急着前来河北，而是在汴京召募兵员……

章惇的所作所为让陈元凤豁然开朗。他发现了快速增强实力的办法——抽调其他禁军到他麾下很困难，但他可以不去动别人碗里的东西，直接组建新军。而考虑到朝中的几位宰执大臣可能不太愿意再增加禁军的编制，陈元凤需要至少获得一位宰执大臣的支持，才有机会成功。他很容易就想到了薛嗣昌，想到了许将。吕惠卿既然已回福建老家，也到了该他向薛嗣昌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于是，陈元凤立即上表，响应段子介的倡仪，请求朝廷允许他组建一支火铳军，为了获得许将的支持，他的主张比段子介和许将要更加激进，他希望这支火铳军是禁军的编制，方式则是直接扩充横塞军为左右军。他的理由也很充分，这支部队既可以为北伐增加力量，同时也能够通过实战检验禁军列装火铳的可行性——之前段子介的定州兵，毕竟不是完整建制的禁军。

陈元凤的请求果然得到了许将的强烈支持。

其他宰臣对此事也不出预料的不热衷，但讽刺的是，陈元凤的计划没能成功，并不是被其他宰臣的阻扰，而是受制于火铳产量——火铳虽然在南海诸侯中大行其道，但宋朝本土却几乎没有火铳作坊，直到定州兵出名之后，宋廷才颁下图纸，在河北真定有一个军器作坊开始制造火铳，主要是给定州兵提供补给，产量非常低。除此之外，只有军器监那边，曾让直辖的作坊尝试打造了一批火铳，目的做为珍奇器物上供，以讨好温国公主，也就是现在的燕国长公主，但数量，也仅仅只有六十枝而已——这件事其实也在陈元凤预料之中，他早就私下里了解过情况，即使临时打造，以汴京的火器作坊的能力，一个月内迅速打造出一两千枝火铳，是可以做到的。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许将、薛嗣昌到处鼓吹建火铳局，却被蔡京不声不响的截了胡。

安平之战才结束，蔡京就悄悄的上了密奏，强调火炮在对辽战争中的作用，并认为未来如果北伐用兵，火炮可能会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他后来公开的《取幽蓟十策》中，也有大造火炮，增设神卫营一策，而在此之前，他早就秘密建议宋廷立即全力生产火炮。由于安平之战中宋军神卫营遭受严重的损失，当时的枢密使范纯仁虽不支持北伐，但也认可火炮对宋军的价值，他咨询了枢密会议的意见后，果断采纳了蔡京的建议，制定了铸造三百门各型火炮的计划，并很低调的立即开始实施这个计划。

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事情，等到许将为了陈元凤的建议实现，想让火器作坊赶制一批火铳之时，才发现宋朝火器作坊的产能，此时基本上被这个铸炮计划占据。许将想尽办法，汴京的几大火器作坊在这一个月内，最多也就能造出一百枝能用的火铳。

这也让陈元凤扩编横塞军的计划丧失了意义。这件事情最终无疾而终。但为了挽回颜面，也为了不因此得罪许将，陈元凤还是硬着头皮向朝廷申请在横塞军内，改编一个火统兵指挥，交由军部直接指挥，为未来组建火统军做准备。

陈元凤的态度保住了许将的面子，让许将不至于因此而迁怒于他。

而陈元凤也不得不将事情做得更加漂亮一点。

于是，那一百枝火铳还没有生产出来，陈元凤就找段子介借了两名训练官，开始提前训练他的“火铳兵”。同时，他还向朝廷要来火铳图纸和几名熟练的火器工匠，以幽蓟宣抚副使司的名义，在河间府征募了一批工匠，尝试自己制造火铳……

在赵煦颁布《北伐诏》后，宋辽之间，并没有马上爆发激烈的战争，绍圣八年的正月，就这样，在平淡、繁忙与琐碎之中，消磨了过去。

二月八日。

汴京街头各大勾栏瓦舍，都响起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这是汴京的娱乐场所重新开业的日子，因为卜者的建议，给宣仁太后补办的禫祭定在二月七日，丧礼则从正月初十开始，到二月七日正式结束，这让绍圣八年的正月，过得远远不如平常那么喜庆，原本正月最热闹的上元节受到最直接的冲击，皇宫与开封府都没有组织任何的节庆活动，虽然皇帝特别以宣仁太后的名义下旨，不禁民间组织灯会，但上元节观灯的活动没有了官府的支持，真正的权贵之家也不会如此没眼力见，上元节灯会注定只能草草虚应下时节。而一切勾栏瓦舍，在此国丧期间，更是禁止营业，这让没有了娱乐消遣的汴京市民，不得不转而去看没被禁止的蹴鞠、赛马等竞技比赛，蹴鞠、赛马等等本就在繁荣发展的赛事，竟因此迎来一个发展的小高潮，各种赛事观众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因为这些赛事几乎都与关扑有关，关扑投注额更是创下前所未有的新高峰，这甚至引起了新任御史中丞李之纯的关注，认为这败坏民风的李之纯为此和开封府打了一轮又一轮的笔墨官司，但即使知开封府王岩叟和他同属旧党，并素以刚正清廉而闻名，却也不可能在这件事上向他让步，做为各大赛事唯一合法的关扑大庄家，这笔巨额收入对于开封府已是举足轻重，就是靠着这笔钱，王岩叟才能在知开封府这个动辄得罪权贵的位置上，赢得这么好的官声——即使宋朝还在打着仗，但在他任内，他已经增建了十几所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修了好几座桥梁，还给开封府的官吏发了不少的津贴……而让李中丞多少有点尴尬的是，皇帝与两府大臣没人关心这事，而真正打心里支持他的，却是汴京的勾栏瓦舍。汴京的勾栏瓦舍不仅在绍圣八年正月损失了一大笔收入，更感受到了强大的竞争压力。看着解禁重新开业后，那远不如预期的客流，整个汴京的娱乐业都感受到了阵阵凉风……

但这些小事，入不了赵煦和两府大臣的法眼，他们心里甚至因此对李之纯颇为不满，所有人都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这根本就不应该是御史中丞关心的事。

的确有更值得关注的事情。

根据王厚的北伐方略，河北宋军除了小规模骚扰辽境，大军一个多月未出宋境一步。这不仅让小皇帝赵煦的耐心渐渐耗尽，两府宰臣也开始沉不住气。宋军虽未出境作战，但每天花掉的缗钱却是实打实的——从幽蓟宣抚司组建的那一天起，河北三路的禁军再次进入作战状态，几十万将士每天的津贴、人马的日常用度，全部要按更高的标准拨放，再加上征发民夫的费用，在定、保、雄州修葺城寨的费用……这一笔一笔的巨额开销，仿佛象个锤子一样，一下一下的敲在皇帝赵煦以及范纯仁、韩忠彦这些宰臣的心上。

这让他们对进展缓慢的战前准备，越发的难以忍受。

他们不好直接催王厚进兵，于是不断给幽蓟宣抚司压力，责问他们为何如此缓慢。幽蓟宣抚司则将锅甩给各州县官员，指责他们征发民夫不力。

面对上司的压力，各州县官员只能变得“积极”起来，没人能承担贻误军机的后果。于是，征发民夫由自愿变成了“自愿”，大批回到家乡准备重新生产的百姓，又“自愿”成为民夫……为了支撑起王厚的计划，又满足朝廷的心意，在短时间内做好战争准备，河北各州县迅速的征召了超过四十万的民夫，为军队运送粮草、修葺城墙营寨。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河北民怨沸腾，人们怨声载道。那些在辽军入侵时聚集起来结寨自保的民众，又继续武装起来，但这次的目的，却是对抗官府。

北伐本就是万众瞩目的事情，而河北又是许多旧党以及皇亲国戚、开国功臣的老家，离开封也不远，想要隐瞒河北的情况是很困难的，更何况，章惇根本就没打算隐瞒。于是，河北的民怨，立即就反馈到了汴京朝廷。

很快，汴京朝廷中，弹劾王厚的奏章一封接一封的出现，堆在赵煦的御案上，便如一座小雪堆。其中对王厚的最恶毒的指控，是指责他这一北伐方略的真正目的，是想借机捞钱。有人甚至还扯上了他父亲王韶，认为他父亲当年开熙河，就有趁机发战争财的嫌疑。

赵煦对这样的状况，也极为不满。于是，他下旨让章惇、王厚等河北使、副“分析”——也就是让他们自己上奏章解释清楚。

赵煦下旨时，并没有就此放弃王厚的意思，他只是单纯的有些不满，但是，小皇帝并不知道官场是个什么样子的——章惇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他没有强硬的自己扛下来自皇帝与两府的压力，而是将压力传递给各州县官员之时，就已经预料到后面将会发生的事情。

接到皇帝的旨意，章惇立即上表“请罪”，诚恳的向皇帝承认自己的“责任”，表示自己身为幽蓟宣抚左使，此前却被王厚在安平大战之中表现蒙蔽了双眼，失去了判断能力，以致于犯下这一系列的错误——但谁又能因此而责怪他呢？从皇帝到两府宰臣，谁又没有受到王厚在安平大捷中表现的影响？

然后章惇就开始或委婉或直接的攻击王厚，包括引叙唐康的话，指安平大捷本是石越指挥之功而非王厚之能，暗示王厚真实能力不足；又将河北的种种混乱，全部推到王厚身上，甚至对王厚的北伐战略提出反省，主张北伐利在速战……

章惇的论调，不仅完全迎合了小皇帝的心思，连范纯仁和韩忠彦在心里都是愿意支持他的。范纯仁虽然不主张立即北伐，但从财政的角度，如果能有更好的方案，他肯定是不愿意支持王厚的战略的。

由章惇带头，蔡京、章楶、陈元凤、唐康……除了田烈武与内侍李舜举，河北、河东、京东诸臣，没有一个人说王厚的好话，怨声载道的地方官员就更不可能支持王厚。

而面对这样不利的局面，王厚只能反复自辩，强调自己的战略对宋朝来说是风险最小的。

然而，皇帝和两府宰相对他的信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