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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山河百战变陵谷（第9页）

何灌露出会心的笑容，笑道：“除了神卫营，擅长炸炮的，便也只有我们环州义勇了。”

“正是。”何畏之点了点头，严肃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不过这炸炮麻烦之极，一阵雨雪，一大半都会报废。也不能过早被辽人发觉，他们若有了准备，破解起来亦很容易。这数千枚炸炮不止是花了朝廷一大笔缗钱，而且调用这些工匠，等于少造了许多霹雳投弹。若是便这么报废了，或是被辽人轻易便破掉，这仗打完之后，只怕这没么容易撕掳清楚。”

“昭武尽管放心。”有了这数千枚炸炮，何灌此时的底气立即充足多了，心中马上想出一个计策来，笑道：“下官偶得一策，当可策万全。”

河间府。

面积并不算很大的河间城内，如今密密麻麻的，驻满了军队。除了田烈武的云骑军、苗履的宣武一军、张整的铁林军以及驻守河间的神卫第十六营四只禁军以外，还有一支所谓的“河间兵”——这只部队最初只是章惇招募的巡检，在章惇东山再起，再拜参知政事工部尚书兼宣抚副使之后，便循各地之例，改名为“河间兵”，兵力也迅速扩充到一万人，稍嫌寒碜的是，这支“河间兵”只有二百余名骑兵。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宋朝便一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软胁——他们无法快速的补充损耗的骑兵与战马。而因为社会结构与兵制的不同，宋朝是不可能存在“家丁制”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绝大部分骑兵，都是不可能有所谓的“辅兵”的。这个特点进一步加剧了宋军的损耗。

而他们的对手——辽军传统上不仅每名正兵配备两名家丁，而且这两名家丁中，有一名是可以骑马作战的，当进行攻城作战或者重要的攻坚战时，辽军便往往使用家丁冲锋陷阵，因此辽人常常极为得意的自夸他们的正兵很少损失。

虽然辽军的这个传统其实早已崩坏——当萧佑丹重新整顿宫卫骑军制度之时，即意味着辽人的传统早已经不能持续——但辽军的家丁制，仍然部分的保留了下来。尽管在辽国，生活习惯与社会结构同样正在发生无法逆转的巨变，哪怕继续维持一个可以骑马作战的家丁，也已经很难做到。事实上，萧佑丹能够成功改造宫卫骑军制度，使其重新复活，便已经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奇迹，任何人都无法要求更多。

但是，正如在历史中无数次出现过的那样，传统仍然具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生命力。在一些个别的宫分军中，仍然拥有能够骑马作战的家丁。即使在传统已经崩坏的宫分军中，家丁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提供骑马轻装步兵或者后勤运输人员，他们是一种更全面的辅助兵种，不仅平时可以令其主人得到更多的休息，以专注于作战，在关键时刻，家丁们还能保护他们的主人免于战死、受伤，或者更快的康复。

而对于宋朝来说，这却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军事制度，而是要求宋朝改变其骑兵部队的社会阶层——既便如此，可能也还不够。因为在宋朝普遍实行的是契约奴婢制度，除了一些例外或者是品官阶层，奴婢对主人的依附性已经普遍降低。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家丁制”，而在于宋朝有限的骑兵兵源与战马储备。尽管这方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都不可能达到辽国的水平，可在绍圣七年的时候，宋朝这方面的状况几乎可以称得上窘迫。

这个软胁令得短时间内，石越竟然无力补充骁胜军的兵员，更加无法重建拱圣军。

而在河间府，更是对比鲜明。

宣武一军与铁林军虽然在辽军的作战中也有不小的损失，却总是能够迅速的就地补充兵员——甚至不需要降低对兵员素质的要求。因为宣武一军与铁林军薪俸优渥，其最普通的士兵的收入，也已经足够维持一家五口在汴京的温饱生活，按绍圣初年最终确定的兵制，普通节级士兵十到十五年后必须退役，到时即使不愿意去朝廷安置垦田的地区，十几年下来，只要节省一点，也能攒下一笔钱来，回河北购置几亩薄田，绝不成问题。更何况宣武一军与铁林军财大气粗，只要被其征募，当即便发给总价达到数十贯的粮食与财物，做为安家之费用。这对于河间府内那些朝不保夕的逃难百姓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而同在河间的田烈武的云骑军想要征募新兵却困难重重。云骑军的薪俸虽然要低一些，但河间府的物价也远不及汴京，加入云骑军亦不用背井离乡，原本，倘若云骑军只是一只步军的话，其吸引力绝不应在宣武一军与铁林军之下。可现实却是，田烈武想要补充一点兵员，比神卫营还要困难。

困难来自很多方面，而且几乎都无法解决。首先田烈武没有足够的战马。在战斗中的损失，战马的损失往往比骑兵更大。云骑军原本是一人两马，如今已经变成了两人三马。此外，云骑军也不能临时征募从来未骑过马的士兵从头训练。于是，田烈武只能开出赏格，吸引会骑马的壮士带着自家的马来投军，同时高价收购民间马匹。

这样做并非全无效果，但对于想要重建第一营的田烈武来说，失望仍然不可避免。

最终还是章惇帮了他一把，将河间兵的几百名骑兵白送给了田烈武，田烈武这才勉强凑齐了六百人，又从其余四营中抽调了三百人，总算重建了第一营，算是给了李昭光一个交待。

但章惇的慷慨，也令得河间兵成为一只纯步兵，两百余名骑兵，对于一只上万人的军队来说，连最低要求都没有达到。

章惇自然并不在意这些，他无意控制任何一支军队，区区河间兵更加不在他心上。甚至可以说，他对是否能建立军功也并不在意，在他心里面，这些只是朝廷的“鹰犬”们该做的事，而他，却是“朝廷”的一部分，他是替皇帝控制“鹰犬”的人。他需要在河间府立下功业，只是因为他需要向皇帝，同时也需要向与他一样同为“朝廷”一部分的其余人证明，他拥有这样的能力。

他已经是皇帝的一个选择。

他当然不会满足于参知政事工部尚书，他的目标毫无疑问的是左右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主宰政事堂的那个人。

为此，章惇需要更多的筹码。

如果田烈武能够有所作为的话，他又何惜几百名骑兵？

可惜的是，章惇已经十分清楚，田烈武的才具有限。

这位阳信侯已经是河间府知府，但他却并不具备治理河间府的能力。田烈武足够勤勉，也懂得一些民情，甚至在断案上也有一些小才能，但他缺少信心，只要有同僚与他发生争执，他就会退却，往往一桩小事，也要反复讨论。他也常常识别不出官吏的奸滑险恶之处，易为人所欺。他既少威严，又缺乏智术，对于各种敕令法律，更是全然不通，单是赈济逃难百姓、维持河间府物价，他便已是焦头烂额……在章惇看来，田烈武治民的能力，勉强也就能做好一个中等县的县令而已。

幸好他总算还颇有自知之明，最终听从了章惇的劝告，将一切民政事务交由河间府通判去处理，自己专心去做他的右军行营都总管。

但既便如此，章惇也并不满意。

凭仗着田烈武的信任，都总管司内，自负谋略的张叔夜几乎无事不预。而田烈武所统诸将，苗履乃西军将门之后，其父是王韶部下先锋大将苗授，他自束发从军，屡立功勋，既有才干，出身又好，免不了跋扈刚愎，更难将田烈武、张叔夜放在眼里；张整则是侍卫出身，在东南、西南镇压蛮夷，屡立奇功，历任陕西、河北诸军，号称名将，章惇深知其人外谦内傲，极难统御……田烈武倘若是个文臣还好，宋朝以文制武，早已深入人心，驾御二人，或还不成问题。但田烈武不仅少了个文进士的出身，其在军中，至战前也就刚刚做到云骑军都校——无论资历、功勋、能力，较之苗、张二人，都差得极远，虽然机缘更好，官做得更大，然而要令二人服气，却并不容易。

右军行营之中，有了这三个人，田烈武这个都总管，也就是拱手而已。

在章惇看来，若无他在河间坐镇，右路的局势不知道会有多乱。也许真的会如当年君子馆之败时一样，诸军号令不一，招来大败。而田烈武惟一的好处，在章惇眼里，也就只有听话、好支使而已。

也因此之故，章惇这个宣抚副使，俨然便是右军行营都总管司的太上总管。河间城内本有四大衙门——宣抚副使衙门、河北路提刑使司衙门、右军行营都总管司以及河间府衙，章惇为判府事时，河间府衙便已经是第一衙门，而自他再拜执政之后，他不仅是对河间一府的军政民政，事无不统，甚而北至雄、霸、高阳关，东至沧州，章惇都视为自己的管辖范围。对高阳关的柴贵友、赵隆，他自然是严令其只能听从自己的命令；甚至对霸州的蔡京，虽然蔡京也是宣抚副使，章惇也一样视为下僚。在章惇看来，这是理当所然的，即便同为宣抚副使，然而他是宰执，蔡京不过一转运使，二人地位便是天壤之别。不要说是蔡京，便是所谓的“御前会议”，章惇也没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御前会议乃是非常机构，而宰执之重，则是祖宗之法，二者孰贵孰轻，根本不必多说。

章惇的做法，倒也合乎法理规制，大宋朝宰执之贵，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在蔡京那儿，也是的确将章惇视为上官。只是这究竟合不合乎人情，章惇就根本不曾考虑过了。即便是考虑过，他大概也不会太在乎。

章惇并不觉得自己是喜欢揽权。反而，他认为是蔡京、田烈武辈太过无能，他才不得不亲力亲为。倘若能将两人中的一个换成何畏之，他都会省事许多。

这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局的变化，在章惇的心里，越来越盛。

十九日的清晨，当饶阳的何畏之与何灌商议妥当，开始准备船只与各色军器，计划着何灌的“万全之策”之时，河间城内的章惇，也同样感觉到了气温的骤寒。

对于雄、莫、河间之辽军的动静，章惇可以说是了若指掌。

早在十五日，莫州的辽军便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退兵之举，数万被掳的军民在辽军的押解下北行——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类似行动。因为押解人数不多，当时田烈武便想让高阳关的赵隆率兵伏击这只辽军，但是被章惇阻止。章惇认为在这个时候，在高阳关有一支对辽军具有一定威胁的兵力才是最重要的事。

但田烈武对此颇为不满，十六日两人便各自拟写了一封札子，呈送宣台——这并无实质意义，因为十七日，这几万被掳军民便抵达了雄州，根据其后探马所探知的情况，这些被掳军民在瓦桥关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北行，不仅如此，自辽国南京道内，更派出了几千兵马，前至界河北岸接应。

然而，在十五日开始的这次行动之后，辽军却又安静了下来。